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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记】回忆解放宁夏

2018年09月26日  来源:华兴时报

    杨得志

    1949年8月26日正午,被敌人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的兰州宣告解放。国民党反动集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堡垒彻底崩溃!

    兰州解放之后我们才知道,马步芳在向他的“中央政府”发出那份“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千钧一发,迫不及待”的电报的当日,便仓皇逃出兰州到了西宁。只隔一日,这个横行于西北多年的土皇帝,就逃到了重庆。他的逃跑速度,比他那个“中央政府”从南京逃广州,从广州逃重庆还要快得多!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我军在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中,再没有重大的战事,以后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当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还要费一些周折。我们兵团接受的新任务,是单独进军宁夏。彭总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过两个多月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毛主席说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话和口号也不是随便提的!意义重大!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解放。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

    彭总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9月9日,我们从兰州出发向宁夏进军。

    宁夏也有“二马”,这便是马鸿宾和马鸿逵。他们二人虽叔伯兄弟相称,但关系一向紧张,所谓“一槽二马,相争不懈”。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马敦静还是整个宁马的总指挥);一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八十一军。就他们内部相比,马鸿逵的力量要强一些。但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青马主力被歼,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都如惊弓之鸟是一致的。

    根据毛主席关于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宁夏形势。大家认为,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对宁夏兵团控制较严,该兵团的上层军官又多系他的心腹。兰州解放前,他曾到重庆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数百万银圆军饷,并表示“死守宁夏”。在我进军宁夏中,他已逃往重庆。而马鸿宾与马鸿逵则不完全一样。抗战期间,马鸿宾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先生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我们俘虏,彭总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总给马鸿宾的信带回了宁夏。这个团长回到宁夏,马鸿宾非但未加刁难,反而奖给了他一匹马。马鸿宾当时内受马鸿逵的刁难、限制,外受我军重大压力,心情十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的工作跟上去,做得好,争取马鸿宾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里,我要提到在和平解放宁夏中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做了不少工作的郭南浦(即郭均三)先生。郭先生是位老中医,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兰州解放后,我和李志民同志曾几次去看望他。这位老人身材瘦长,常穿一件银灰色长衫,戴一顶雪白的回民小帽,童颜鹤发。虽已年过七旬,却动作灵敏,头脑清楚,爽朗健谈。那时他刚得一子,我们每次去他家,他都将幼子抱出来,讲些笑话。当他知道我们要进军宁夏,又有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时,便主动承担向马鸿逵和马鸿宾通报信息的任务。他说:“我与他们虽不同姓,却系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家之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我们担心他年事已高,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万一有什么闪失就不好了。这位老人却引用古语侃侃而谈:“‘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马之智可用也!’”我们将郭老先生的意愿报告了彭总。彭总同意后,我们要兵团联络部长甄华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与郭老先生研究入宁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开展工作,并与他结伴。同时将此事告知当时已在宁夏的六十四军负责人曾思玉、王昭、唐子安和傅崇碧诸同志,要他们注意保护郭老先生的安全。

    进军宁夏的部队,基本上兵分三路:左路克甘肃的景泰后,北渡黄河挺进宁夏重镇中卫;中路挟黄河而行,在向中卫前进的路上,曾在一个叫枣林子的地方,包围敌人八十一军一个团,并迫使其投降;右路由固原、黑城、海原一带出发,直扑宁夏另一重镇中宁。三路大军行进路线不尽相同,但所遇困难则大体一样。这一带不少地区荒沙漠漠,人烟罕见;有些地区虽有百里草原,却无一条道路可寻。更困难的是严重缺水。偶尔遇到一点积水,多半又苦又涩又咸,简直不能入口。这里气候多变,日出曝晒闷热,日落冷风飕飕,且秋雨不断,道路泥泞。这对于负重在七八十斤以上、来自华北平原的青年战士们,实在是从未经历过的。但是他们战胜了这一切!应该说,他们的革命精神一点也不比经过长征的前辈们差。

    我六十四军进至中宁以南马家河湾时,郭南浦老先生等从中宁赶来,向军地领导同志转达了马鸿宾求和的意愿。军地领导同志赞扬了郭老先生为了宁夏人民不辞劳苦,长途奔波的精神,请他转告在中宁的马惇靖,尽快下定最后决心。郭老先生返中宁后又转赴银川。这时马鸿逵已逃往重庆,宁夏的军政大权,均由其子马敦静代行。马敦静对郭老先生不但避而不见,反而封锁消息,派人监视,以致限时要郭老先生等离开银川。马鸿宾接待了郭老先生一行。他说:“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已不往来。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八十一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之后,马鸿宾派车将郭老先生一行从银川送往他儿子马惇靖驻地。

    马鸿宾父子虽有起义的意愿,但仍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对我们党的政策了解不够;二是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牵制,当时伪国防部代部长徐永昌正在银川,策划宁夏兵团南下与胡宗南会合,然后入川协同宋希濂部作战,或向甘肃河西一带运动,尽快与马步芳残部会合的阴谋。这期间,马鸿宾曾由宁夏飞往绥远,面见正在那里与董其武先生同商解决绥远事宜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马鸿宾曾是傅先生的部下,与傅、邓二位的私交不错。据说,傅先生等人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马鸿宾讲述了我们党的政策,阐明“和有利,战无利”的道理,对坚定马鸿宾起义的决心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要六十四军代表十九兵团向马惇靖发出通知,表示我们欢迎他们起义,并愿意与他们谈判起义的具体事宜,但不能拖延。我们限定了谈判的时间,明确指出“过时不候”。这样,马家父子才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八十一军起义后,我们报请彭总批准,任命马惇靖为该军军长,甄华为该军政治委员。彭总向马鸿宾发出了祝贺电,马鸿宾给彭总回复了申谢电。我们还以十九兵团领导人的名义,将一面绣有“和平老人”四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郭南浦老先生。这四个大字是李志民同志题写的。

    我们对马鸿逵父子也曾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的工作。但是他们或置若罔闻,或玩弄花招,策划钻贺兰山、进大沙漠和我们打游击,甚至掘千年古渠放黄河之水阻挡我军前进。

    针对马鸿逵父子的顽固态度和他们对宁夏兵团完全封建家族式的严密控制,我们在金积、灵武地区对他们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马敦静见大势已去,秘密逃往重庆。记得我在中宁曾对马敦静宁夏兵团的主力、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郭均三(南浦)老先生曾主动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战败之后,把队伍拉到贺兰山或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好嘛!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打出来的,可以说是打游击出身吧,这一点你们应该是清楚的!要打游击,你们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也是要被消灭的!至于掘堤放水,那是罪上加罪,根本不可能阻止我军的进攻!”

    9月23日——我们离开兰州半个月的时候,银川解放了,宁夏解放了,这块坐落在我们伟大民族摇篮黄河之滨,有十七万多平方公里,二百多万回、汉、蒙古、满等族同胞的土地,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记得我和李志民政委,耿飚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部潘自力主任等是9月26日进入银川市的。马鸿宾先生率领原军政负责人,以及银川市各民族和各界群众的代表近千人,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同一天,我们收到了新疆全省(当时自治区未成立)和平解放的消息。整个西北战场,在毛主席和彭总的指挥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喜讯如滔滔黄河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在我们进入银川的前五天,1949年9月21日,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了!西北全境解放不到一周,1949年10月1日,中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历尽艰险,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了!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远在祖国的大西北,看不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那激动人心,雄伟壮丽,万民振奋,一片欢腾的热烈场面,但是,毛主席那震撼全世界的庄严而伟大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十分真切地听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又想起了毛主席在“七大”会上关于中国的道路、前途、命运的讲话。

    我们的道路是艰辛的,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它是我们自己夺得来的!

    我们的命运曾经是坎坷的,但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

    写到这里,我的这一本回忆录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想记述一件小事,或者说讲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进军宁夏的路上。

    那天,我跟一个师部行动。傍晚,来到了一座不大的城镇。住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来向我报告:“首长,外面有一个老百姓要见你。”

    一个老百姓要见我。这里怎么会有老百姓知道我?而且要见我呢?是送情报?还是反映什么问题的吗?

    “他知道你的名字,还说他认识你。”警卫员又补充说。

    “请他来吧。”我说。

    警卫员有些犹豫地问:“到你这里来吗?”

    “请他到我这里来。”我肯定地说。

    那个人一进屋,我们的视线一相遇,我便愣住了。看上去他好像有四十多岁,满脸胡子,头发老长,披了一件油渍斑斑露出棉花的棉袄。怎么这样的面熟而又陌生?他是谁呀?

    我让他坐下。还是他打破了寂静:“你,你是杨团长吗?”听得出,这短短的一句问话里,包含着疑、惊、喜、盼,包含着我说不出但感觉到了的许多、许多。“团长,你,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这句话深沉而颤抖,好像期待着我作肯定的回答。

    “小黄!”我喊起来了,“你是红一团的测绘员小黄!”他没有再说话,甚至连头也没有点一下,两眼顿时明亮,泪水泉涌般地淌了下来。

    “小黄!”我叫着,一步走到他的身旁,扶住了他的肩膀,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团长!”小黄只吐出这两个字,便泣不成声了。

    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警卫员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我们。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小黄拉到我的床前,让他坐下,端详着他,为他擦着怎么也擦不干的泪水……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现在住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你的生活怎么样?”

    ……

    我向小黄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知道他的一切!十四年前,更远一些,在中央苏区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啊!

    小黄告诉我,他是从兵团的布告上看到我的名字找来的。他反问我道:“黎政委呢?他还和你在一起吗?”

    我告诉他,黎林同志已经牺牲了。

    “谢象晃呢?那个管我们吃饭穿衣的谢象晃还在吗?”小黄又问。

    我告诉他,谢象晃同志还在,不过他负了重伤,一条腿被打断了。

    “肖参谋呢?”小黄又问,“那个搞侦察的肖参谋呢?他搞侦察,我跟着他调查测定行军路线,我们俩是老在一块的。”

    我告诉他,肖思明同志还在,但是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小黄几乎问遍了红一团团部所有的同志。十几年了,他记得是那样清楚。十几年了,他大概天天都在想念这些同志。而这些同志大部分已经为今天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离开了我们。我在回答他的问话时,也是很难过的。

    我让警卫员去搞饭,请他告诉伙房的同志加几个菜,说我这里来了一位老战友。吃饭了,小黄的情绪好像才平静下来。他告诉我,长征时他一条腿上中了两颗子弹,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醒来发现旷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爬到一个山洞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后来他遇到了另外两个负伤掉队的同志,但这两个同志的伤势比他重得多,不久便牺牲了,又剩下了他一个人。因为没有一点药品,他的伤口化了脓,溃烂了。有天夜里,他爬到一家穷苦的老百姓家里,请求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并想要一点药。穷苦的老乡给了他一条破被,并没有问他的来路,只是告诉他白天不要出来。看来老乡知道他是红军,因为当时掉队的红军战士不止他一个人,而国民党军队常常来搜查。至于药,老乡家没有。但是老乡给他找来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就这样,他的伤慢慢地好起来,能走路、能劳动了。但他的腿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小黄拉起裤子给我看,被子弹打穿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洞。

    “伤好后天气渐冷。”小黄继续说,“我得不到一点部队的消息。想部队,想你们,可我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呢?那家老乡对我很好。他们家没有劳动力,我就留下了。我成了他们的儿子,以后成了家。但我还是天天等,天天盼,指望着有一天自己的部队能打回来。”

    “我们今天不是打回来了吗!”我说。

    “可我等了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呀,团长,离开江西的时候我十八岁,今年都三十二了。”小黄说,“不过我还是有运气的,终于等到了你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吃的苦、流的血都比我多,他们也在等,可是没有等到你们,也没有等到今天……”

    是啊,有多少同志在等着“我们”,有多少同志在等着“今天”。不过他们没有等到。他们为着“我们”,为着“今天”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热血,自己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又怎么能够忘怀他们呢!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红旗上流着先烈们的血!

    我们的江河里淌着先烈们的汗!

    我们的高山大川,辽阔的国土上埋葬着先烈们的忠魂!

    所以我们说:

    革命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过去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未来的胜利也将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说:

    要努力奋斗!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为了将来而努力奋斗!而这一点,对于老一代,新一代,甚至未来的一代,我想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本文选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解放宁夏回忆录》,入编略有改动。

    本文转载自宁夏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征编《亲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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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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